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内外政策，不会永远不变。随着国际环境和民心走向的变化， 政策的调整和修正自然提上日程。在朝美、朝韩、朝日关系得到改善乃至关系正常化，朝鲜的外部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金正恩会在不触及根本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内外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关注民生，改善生活，这是朝鲜发展的大趋势。

柳青拒绝这样二元对立的处理方式，他所期待的与其说是由写法层面的“以小见大”而达成的静态平衡，不如说是融入到历史过程中去把握普通人与大时代之间的不断变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深入群众”就不是一次性的作家主体改造或阶级立场转换，而是贯穿作家创作道路始终的成长历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与群众的关系是打破文学表达惯性，特别是纠正以现实主义的“正统”面目出现而脱离真实的倾向，保持作家的创作生命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三反”“五反”“新三反”等反腐运动，尽管有少许遗憾之处，但的确是彪炳新中国史册的成功反腐之举。党坚定开展反腐运动，态度鲜明、雷厉风行，高度重视通过舆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号召人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报刊成为反腐舆论监督的利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各地的报纸参与舆论反腐工作，尤其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拿起舆论监

我们曾经专门论述过哲学是科学的问题，“哲学应该是在世界最高的普遍层次上研究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揭示其普遍规律的一门总体科学”。也就是说，一种理论既可以因为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而成为实证科学，也可以因为它同时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而成为一门哲学。唯物史观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既是实证科学、又是哲学！

就教育的未来发展而言，无论高等教育的收益如何，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修课程，国家应从综合、系统的角度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的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及价值，这才是关键。

可见，在美国建构的新型世界帝国中，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人权理论实现了完美的“体用”配合：一方面，美国始终高举“人权”大旗，挥舞“人权”大棒干涉其他国家，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并采取“人道主义干涉”，摧毁其他国家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全球市场体系将在前述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和劳动力纳入其世界帝国的分工体系。这种战略在后冷战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外部制约的力

《大纲》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竞争以及工厂制度的批判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可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胚芽,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天才大纲”的天才之处。1885年10月,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对自己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出了评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

尽管马克思用哲学的语言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进行了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形态。共产主义只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反思、批判,并试图在批判中重建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因此,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终结历史的救赎天堂。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历史辩证法的下一个螺旋转折点;共产主义不是预先设定好的工程图纸,而是现实的人在实

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宗教,而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牟利的龌龊行为,反而是赋予人以经营的自由”。“利己的市民”同时出现在《论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中,但在后者那里,“利己的市民”已被“财产”“占有财产”“牟利”“经营”等“物质要素”所缠绕、包围,关于犹太人的“政治问题”已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从而也具有了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显然，马克思没有花很多笔墨来阐述道德理论。如果人们首先假设道德是一系列绝对不变的“约束”，在不考虑我们的欲望和利益的情况下适用于我们，那么马克思当然没有道德理论。但是，这样假设就会简单地以某种康德主义为前提。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道德理论”是指与某种(对所有的人来说)基本的善有关的观点，而且该基本的善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那么说马克思持有一种道德理论且自由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没有任何困难。查尔

与此紧密相关，土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也似乎不再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了，而首先是为了谋复兴和谋发展了。似乎，时至今日，人民力量参与历史创造过程乃至于有无正面影响，都显得晦暗不明了，而有关革命正当性的占优辩护策略，不再是针对各种塑造历史僵局的社会障碍物，而是要由革命后社会的经济成绩单来“唯一地”证成了。

在当代要成为一名文学家，或者是思想家、历史学家，应当有杜甫青年时代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要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敢于蔑视权威，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和他们的需求，才能真正成为时代和人民需要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在不同程度地继续着马克思的“世界的哲学化哲学的世界化”的道路，尽管这种道路极其曲折。特别是列宁、毛泽东等人，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世界和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做出新的哲学结论；同时又在不断指导本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形成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无不也是“世界的哲学化哲学的世界化”过程

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

揭穿虚无主义者颠否前30年的手法对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有重大意义。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具体言之，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的历史形态”为内涵逻辑、以“现实的历史”为反思对象、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的哲学。

毛主席是掌握了“孤立主义”破除大法的人，也是熟练运用“孤立”策略轻松击败对手的人，那些跟毛主席玩“孤立战”的人，最终都孤立了自己，把自己玩成了孤家寡人，不是他们不高明，是他们选错了对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主席讲的是“道”，道行天下，必会把“魔”远远地甩到后面。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就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跃升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与美国、苏联并列世界三强之一，成为公认的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

历史充分说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观点完全是从当时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八大决议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体现了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和前进，具有伟大创新意义。

“共产党”作为人类历史上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政治组织最初形成时，也制定了详细的行动目的和手段。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宣言》的目的与手段用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时髦语言就是世界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冯其庸题名《风雨平生》，一点也不贴切。“風雨”喻危难恶劣的处境，如風雨如晦，風雨交加，風雨晦暝。冯其庸自称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都是无根夸饰之辞。口述自传与其题《风雨平生》，不如题《兴风作雨的平生》之为愈也。史识是历史著述的灵魂，取舍任意，唯我褒贬，怎能有公正的结论？

本书通过大量真实翔实、令人信服的一手资料，旨在揭秘、探究联想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从而让人们深思：中国高科技产业未来发展中，创业者、创业家和企业家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联想覆辙！

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也绝不是任何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所开的“药方”能够解释的。从这种意义上，比较历史分析虽然研究的是过去、比较的是他国，但最终落脚点却是对本国现实的强烈关怀。

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它们同属一种指导范型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等。他们都主张“从下往上看”,关注民间社会、下层民众的历史,都大规模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些宝贵的学术品质是两个学派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