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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女红军

邵雍 · 2021-11-22 ·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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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几千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在政治宣传、救护收容、后勤运输、前线作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漫漫长征路上, 她们跋山涉水, 负重艰难前行, 还要克服自身性别带来的一系列妇女特有的问题, 如裹过小脚、无法洗脸洗澡、没有经期孕期保护、被迫舍弃刚生下的骨肉, 等等。在艰苦的环境中, 女红军表现出团结向上、积极乐观、不怕牺牲的坚韧品质。她们的长征实践本身也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宣传队与播种机, 引领了中国女性的新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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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长征约20万的部队中, 有两三千名女红军战士参与了这次征程。她们分别在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中担任宣传、救护以及战斗等任务。这群红军女战士们以其坚强的意志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征程, 经受了比男性战士们更多的磨难, 对中国革命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于长征中女红军的革命贡献研究成果颇丰, 主要有《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李坚真自述》、《女英自述》等一系列由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形式的书籍;她们从自身经历出发, 向人们展示了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环境超越常人的坚韧意志。还有就是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而发表的作品, 如:李安葆、刘录开编著的《女红军长征记》;肖云所写的《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以及汤文德的《“七仙女”长征记》等;这些文献主要是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对女性独有特点的刻画比较欠缺。本文通过细化女性革命战士的形象, 既看到女红军们在长征途中艰苦的行进过程, 又体会到在这种过程中女红军们要克服的种种女性生理困难。中国的女红军战士们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放弃了红装, 走出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她们是中国革命史上妇女解放的先行者。  

一、女红军的人数与规模

 

  1934年10月,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红军准备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根据董必武的记述, 中央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时, 原调有三十多个女干部, 最大一部分是送总卫生部, 几个有病的养病, 四个有身孕的在那里休养, 做工作的约二十人。……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到三十个女子”。

  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性有30名, 她们是蔡畅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邓颖超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贺子珍 (红一军宣传员) 、康克清 (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委) 、刘英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李坚真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 、金维映 (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 , 刘群先 (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李伯钊 (中共苏区红军学校教员) 、肖月华 (中央机关机要收发) 、廖似光 (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陈慧清 (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李建华 (中央机关报务员) 、邱一涵 (红军学校教员) 、周月华 (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杨厚珍 (红九军团干部) 、曾玉、邓六金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 、吴富莲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 、吴仲廉 (中央党校教员) 、钱希钧 (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 、李桂英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钟月林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干事) 、刘彩香 (粤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王泉媛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 、危秀英 (江西省委妇女干部) 、谢飞 (国家保卫局机要员) 、谢小梅 (中央党校干部) 、危拱之 (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 和甘世英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 。这30人除了康克清在总司令部, 蔡畅、危拱之在总政治部, 以及刘英等人在中央直属机关外, 其余女干部都被编在了董必武领导的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 后被编入干部休养连中的妇女班。李坚真任休养连指导员。在长征中, 甘世英、李桂英、谢小梅等3人中途留下来参加地方上的宣传工作, 吴仲莲、吴富莲、王泉媛等3人则是在会宁会师以后参加了西路军。所以, 最终跟随红一方面军队伍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女干部共24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大约有20人, 原分属于两支队伍, 分别是红六军团以及红二军团。1936年7月, 两军团在四川甘孜顺利会师后组成了红二方面军。长征中, 这20名女红军没有独立编队, 她们分散在部队的各个单位, 大部分在政府机关、宣传队、卫生队以及电台等部门, “除个别人外, 都随部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人数最多, 有将近3000名女红军。她们有自己独立的编队、统一的编制。其中有很著名的妇女独立团2000多名红军女战士, 她们不仅在宣传、后勤方面表现出色, 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战斗能力。其他编队还有妇女工兵营, 共500人左右, 主要承担的是运输工作;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主要担任救护工作;总话剧团的女红军们担任的是宣传工作。

  红二十五军中的女红军人数最少, 一共是7人。她们分别是周东屏、戴觉敏、田喜兰、张桂香、曹宗楷、余国清、曾纪兰, 被称为“七仙女”。⑥她们都是医院的护士, 在队伍中从事护理工作。其中5人完成了长征, 2人在中途牺牲。

  在20万长征健儿中, 女性红军的数量只占百分之一左右, 规模并不大。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中传统思想对妇女同胞的束缚, 以及妇女本身生理体质方面的虚弱。由此, 我们更能体会那些凭借着自己意志长驱二万五千里跋涉的红军女战士们的艰辛。她们是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二、不爱红妆爱武装  

1. 政治宣传

 

  长征是一项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在漫漫征途中, 政治宣传工作起到很大作用, 它激发队伍的战斗热情、坚定队伍的革命决心, 是战胜敌人、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在宣传工作上, 各个方面军的女红军都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利用文字宣传、现场表演———唱山歌、喊口号、打快板、猜谜语、讲故事等多种方式, 在行军途中振奋着全军战士的精神, 活跃大家的情绪, 减轻战士们的疲劳, 是部队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鼓动力量。  

(1) 军队内部宣传

 

  红军队伍的内部宣传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行军路上鼓励宣传;战前动员宣传;宿营休息时的文娱宣传;以及对伤员的安抚宣传。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 红军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 在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依然要坚持行军。宣传队员们在行军路上的鼓励宣传十分重要, 她们声情并茂的说唱, 震动着每名将士的心弦, 使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能够精神抖擞, 充满必胜的信念。

  1934年冬, 中央红军来到湘桂边境准备攀登老山界。这座高峰海拔2000公尺以上, 行军非常艰难, 道路狭小湿滑, 战士们一放松就会摔进万丈深渊。女战士危拱之通过改编凤阳花鼓戏来激励红军战士们:“红军强, 红军强, 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 北上抗日打东洋。咚咚锵, 咚咚锵。”许多战士都被这朗朗上口的歌曲所吸引, 边走边哼, 以解除连日翻山越岭带来的疲惫之感。宣传队还会在山边的石壁上写上标语来鼓励行军的战士们, 如:“同志们努力啊!还有15里就到山顶了。”大家看到这个标语都会提起精神, 继续努力前行。

  李坚真等女战士长征途中自编自唱, 鼓舞部队的斗志。过金沙江时, 她们唱道: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过泸定桥时, 她们又唱道: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献身革命心不跳,

  女兵争把药箱挑。

  蔡畅也曾在过草地时应战士们的请求唱过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当时, 部队被阻挡在雨后暴涨的河边, 有关人员正在安排渡河事宜。“周恩来副主席牵着马, 随着我轻声哼着, 还用右手轻轻地打着拍子。很多伤病员都兴奋地从担架上抬起头来。”

  1935年4月9日,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贵阳城郊的队伍拉得很长, “蔡畅与贺子珍等女同志沿途鼓舞士气, 部队过得差不多了, 她们才疲惫地随在后边前进”。蔡畅在行军途中“还常给身边的战士讲苏联革命战争的故事, 使他们听得入了神儿就忘记了行军的疲劳。有时为鼓舞士气, 她还给同志们唱支歌, 她最爱唱的是《马赛曲》, 同志们听到蔡大姐的歌声, 就自然地加快了脚步”。一到宿营地她也不休息, 自己动手搓谷穗、洗衣服。 中央红军过雪山时, 蔡畅上气不接下气地鼓励大家“快跟上!别停下!”一面示意让大家把生姜片嚼在嘴里生暖。

  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就属王新兰, 9岁的她是红四军中的宣传能手。据王新兰回忆, 她曾亲眼看见一个红军战士在翻越雪山的时候, 由于劳累坐下来休息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一幕更加坚定了她做好宣传工作的决心。在部队翻越夹金山的时候, 王新兰总是拿着竹板:“同志们, 加劲走, 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 莫逗留, 累了不准地上坐, 坑洼积水不能喝……” 王新兰乐观的精神感染着行军的队伍, 使行走于死寂冰雪中的战士们有了一丝生气。

  女战士钟林过雪山时唱着歌, 鼓舞士气:“啦啦啦, 我们都是小娃娃, 不要说我们人不大,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

  红军长征远离革命根据地, 途中频繁的战斗使得有大批伤病员需要照顾。中央卫生部的女战士们既要照顾伤员, 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鼓励伤病员克服病痛, 继续革命。她们在动员时经常唱道:“说一说伤员同志们, 你们在前方杀敌人。为劳苦大众求解放, 流血负伤多光荣!”

  在红军各个方面军中都有宣传部门, 女战士们便是部队的宣传骨干。为做好宣传工作, 她们穿梭来往于队伍之中, 不顾自己疲劳, 坚持不懈地进行各种宣传活动, 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鼓舞士气。

  邓颖超在过草地时正在患病。一天部队被一条阔约十丈、深达三尺的后河阻滞时, 她坐的担架也在河边停了下来。“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 她便喘息地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河水深到什么程度?’于是中下级军官都异口同声地答她:‘不要紧, 没有关系。’她仍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 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 不要沾湿了衣服呀, 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莫不动容, 而提高渡河的勇气。”  

(2) 面向群众宣传

 

  中央红军中“做工作的女同志, 绝大多数是自背行李, 包裹一卸, 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 这些都和男子一样”。

  女红军们面向群众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对当地百姓的宣传, 促进部队的物资补给;其次是鼓动“扩红”, 使大批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加入中国红军的革命事业中;第三是对行军队伍中的民夫进行思想宣传。康克清曾经说过:“在长征中, 我们的工作是组织民众。我们在路上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开展群众运动, 散播政治的宣传。没收地主的财产, 把它分给穷人, 所以老百姓们非常欢迎我们, 尤其是四川、贵州、湖南和云南的民众, 欢迎我们尤其热烈。”

  红军每到一个地方, 宣传队员们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纪律。由于长征路上途经的很多地方是国民党统治区域, 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红军和共产党缺乏了解, 宣传工作十分艰巨。红二十五军的7名女战士, 她们既要看护伤员, 又承担着宣传的任务。部队每到一地, 她们就向群众表演文艺节目, “常用唱歌、跳舞、演小话剧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 鼓励他们起来闹革命、反抗地主老财的压迫”。她们动员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号召广大青年投身到革命中来。每次演出, 老百姓们都十分喜欢看, 提高了革命积极性。

  遵义地区有很多工人, 主要从事木匠、水泥匠以及制作火柴等工作, 收入微薄, 生活比较艰苦。危秀英等人白天就在厂里边劳动边宣传, 反复讲解党的政策与红军的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 仅火柴厂就有20多名年轻人报名参加红军队伍。仅仅经危秀英一人之手宣传扩红的就有200多人。

  在新革命区,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积极开展宣传, 发动群众筹粮, 扩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妇女独立团战士李天秀在丹巴县藏区, “找来翻译, 挨家挨户上门向老百姓解释……红军征粮买卖公平, 不会抢夺老百姓的粮食”。 红军女战士们就是这样一路走, 一路播撒革命种子, 把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理念和思想深入人民群众中去, 为扩大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6年, 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刊出杨定华所写的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通讯《从甘肃到山西》。其中说到红军部队在甘肃迭部县哈达铺附近的大草滩村外一个河坝上集中的时候, 来看热闹的几位汉、回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特别注意。“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 但细看她戎装、麻鞋, 又缠上绑腿, 配着手枪, 雄赳赳的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她们家里跑, 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她们家里了。因为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 所以向女同志‘实行检查’。她们向女同志胸前一摸, 触着两个乳峰, 自然立刻可以肯定是男是女。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明其妙, 大家哗然一笑, 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 请那些红军女战士上炕。女同志不仅被请而上炕, 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之间有更亲切的关系, 而且她们对万里长征的女战士的确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  

2. 救护收容

 

  编入中央红军总卫生部妇女队的女红军的任务是照料抬担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初出发时差不多有60副担架, 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队长董必武后来回忆说:“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 又不准点火把, 若遇天雨路滑, 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 体力不一样, 没有抬惯, 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 对革命认识的程度又不一致, 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 跟得着前面一副, 又怕后面的掉队, 跟着后一副, 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民工可以打盹, 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 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瞌睡, 宿营地还隔若干里, 前后队伍都催赶快走, 这时她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 督促和安慰, 劝说和鼓励, 用一切法子, 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 躺在地上不动, 无论如何都不肯走, 她们中体力健强的, 就只好代民工扛肩。” 如此不怕困难, 坚决完成任务, 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据当时在休养连伤员班的白志文后来回忆说, 该连妇女班的贺子珍“很平易近人, 经常帮助我们伤员料理生活, 我们有话都愿意跟她说”。

  红军长征中的医护工作十分艰难。各个方面军的女战士们大都承担着护理伤员的任务。她们不仅要自己长途跋涉、艰难行进, 还要照顾伤员。有时长时间的持续战斗使得伤员数量大幅度增加, 每个红军女战士平均每天只睡3、4个小时。由于战场远离革命根据地, 物资严重缺乏, 首先是粮食短缺和运输问题, 很多护士为了照顾伤病员的营养问题, 把自己的裤子当成麻袋, 把两个裤脚扎起来, 里面灌满大米, 扛在肩头行军。到达环境极度恶劣的区域时, 由于伤病员们无法咽下野菜, 很多护士便先把野菜嚼烂再一口一口喂伤病员以保证他们的营养供给。其次是医疗器械以及药品的匮乏。在红军战士林伟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称赞总卫生部药运队的200多名女同志们, 她们每天除了背粮食和毛毯外, 还背二三十斤重的中西药箱子, 迈着英武的步伐随队行进。真不愧为工农红军的女战士。”

  由于后方无法供给, 伤病员的服用药品以及手术用药都是依靠女战士们人力运输的。药品紧缺的时候, 女红军战士们还会不顾危险, 到深山野林里去采草药来缓解伤病员们的痛苦。伤病员们没有担架, 她们便砍下树枝做杠, 沿途要给伤员们喂饭、喂水和洗伤口。工农医院四分院看护班的女战士为了伤病员的清洁与舒服, 经常给他们洗伤口, 擦身子, 然后砸开河上的坚冰洗刷衣服、纱布、绷带, “冰冷的雪水把我们的手冻得发紫, 肿得像馒头, 裂开一道道口子, 刺心的痛。可是谁也不吭一声”。

  跟随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陈真美怀孕八个月, 在伤员严重缺水渴昏过去时, 毅然解开衣扣, 挤出奶汁在药碗中喂给伤员。后者苏醒后, 激动万分, 话都说不出来了。

  红二十五军只有7名女护士, 但她们的护理工作却做得尽心尽力, 细致入微。在长征途中, 红二十五军每天大概要行走90至100公里, 到达营地时, 女战士们已经累得不行。但她们依然打起精神看护伤员, 为他们包扎伤口, 喂水喂药。周东屏是她们中的一员, 她的护理工作特别细致, 得知重伤员们由于病情难以下咽, 她便亲自架锅为伤员们煮面条, 一口一口地喂给他们, 很多伤病员都非常感激这群可爱的女战士们。红四方面军中女医护工作者比较多, 她们被部队亲切地称为“三大员”, 分别是卫生员、担架员、给养员, 可见她们在打针换药的同时, 还肩负着运输药品和伤员的重要任务。年仅14岁的王克和姐妹们有时见到走不动的伤病员就用担架抬,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每天要走五、六十公里, 四个人抬不动, 她们就六个人抬一副担架”。

  在长征途中, 遭遇敌机射击是常有的事, 有的女红军为了掩护伤病员而伤亡。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在奔袭云南途中突遭敌机袭击, 她为掩护伤员师政委钟赤兵而负伤17处, 留血过多昏迷过去。苏醒后她还向毛泽东表示:“把我留下, 你们前进吧!”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来到四川马唐山时遭遇敌机空袭, 女战士苟贵英为了掩护身边的伤员, 在炸弹爆炸的第一时间扑倒在伤员身上,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的安全, 而她自己却英勇牺牲了。

  长征中的女红军们用其女性特有的体贴和关怀照顾着伤病员们, 她们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牺牲, “宁愿自己多受累, 也要千方百计减少阶级兄弟的痛苦”,充分体现了中国革命女性的高尚精神。  

3. 后勤运输

 

  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第一连承担被服生产任务, 生产衣帽鞋袜装备部队;第二连执行兵站运输任务。长征途中在中窝坝地方两个连共同承担就地取材纺毛线织布的生产任务。连续工作两个月, 把当地的羊毛全部做成羊毛衣, 供广大战士爬雪山过草地之用。妇女运输连在两年中“两次翻越雪山, 三次走过草地, 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 胜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运输任务”。 在长征路上, 她们“抬担架、运伤员、背钞票、运物资, 样样工作不亚于男同志”。

  在卓克基, 100多名女战士在一个锅底似的大山谷里一下子收购1000多头马、牛、羊, 并赶回驻地, 震动全军。

  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战士在晚上宿营时“除做群众工作、调查研究之外, 还烧热水给大伙洗脚”,  “或者帮助伙房工作”。  

4. 前线作战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 由于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部队对红军转移部队进行围追堵截, 使得红军只能边走边打, 行军之艰辛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虽然男性红军是战争中的主力, 但是女战士们也在枪林弹雨中奉献着自己的战斗力量。

  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女红军战士。她在所著《难忘岁月》中这样写道:“长征开始, 我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 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 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 每天还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时, 同志们都睡着了, 我还得给那些小红军修补破旧的衣服。尽管环境十分艰苦, 工作非常劳累, 但大家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 仍然是那样坚定、团结、乐观。”  李贞自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战斗。1927年9月她参加了秋收起义, 后来跟随浏东游击队一起打游击。土地革命时期, 她开始担任游击队委员会的委员长, 从此走上了与男性士兵一同并肩抗战的道路。李贞先后担任过中共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湘赣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4年, 李贞随同红六军团一同西征, 参与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除了李贞, 当时有正规完整编制的妇女武装都配合战斗部队参加了一系列激战。女红军们用她们的毅力创造了不朽的功绩。1934年, 妇女团在川北旺苍坝一线配合红军主力部队进行作战, 战斗持续了2个多月, 红军女战士们坚守阵地, 英勇抗敌。1935年, 妇女独立团有一次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剑门关, 打垮了对方一个旅的兵力并且成功俘虏了旅长等人。

  根据曾经参加红军长征的男战士胡宗林 的口述材料:1935年“6月8日, 总部命令妇女团担任进攻杂谷垴喇嘛寺的任务。同时命令我们学兵连参加战斗, 要求我们在19日上午务必赶到。我们提前一天, 于18号上午赶到。我们到达时, 战斗已经打响。妇女团有3个连投入到战争中, 从三面向寺院发起猛攻, 还有总部炮兵的炮火支援。枪一响, 国民党散兵和特务分子早就跑得不知去向, 喇嘛和屯兵乱作一团, 红军从三个方向冲进寺院, 打死打伤数十人,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上级命令我们学兵连协助妇女团打扫战场, 帮她们烧水、做饭、抬担架。这场战斗红军的损失很小, 只有几个伤员, 没有一个同志牺牲。我们看到妇女团的战士们, 身着整齐的军装, 带着八角帽, 扛的全是德国造的马枪, 口径都很新, 一人一支枪、一把大刀, 威风凛凛, 神气得很, 我们都非常羡慕”。 这段文字从一个男学兵的角度看到了当时妇女独立团的飒爽英姿。

  1935年春,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百余名女战士夜袭敌保安团, 毙敌300多人, 俘虏60多人, 为了战斗胜利30多女战士英勇牺牲。

  

三、艰难痛苦女儿身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个月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查轰炸, 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路上遇着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 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 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在长征路上, 红军每前行一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长征途中差点牺牲。中央红军过草地的第一天, 天降大雨, 雷电交加, 邓颖超骑的马受惊了, 离开队伍, 一下子掉进沼泽地。她从马上摔下来, 双脚陷进泥潭里。前面的队伍已走很远, 叫也叫不应, 后面队伍没到。邓颖超沉着镇静, 一动不动, 小心翼翼地兀立在沼泽中, 不然会愈陷愈深。等了很久很久, 后面的同志走来了, 赶紧把她小心地、慢慢地拉出来。而此时她骑的那匹马却已被泥潭吞没!

  红四方面军在过大渡河时水急浪高, 一阵激流涌来, 一下子冲走了妇女独立团四个身材矮小手拉手走向河心的女战士。 进入草地几天以后, 红四方面军被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挡住去路, 包括张明莲在内的几个战士在强行渡河时被无情的河水卷走。三十一军女战士邬家珍过草地时“两脚突然被陷入稀泥里动弹不得”。战友们“前拉后扶, 用棍子拽”, 才使她脱离险境。 在甘肃境内的渭水河边, 红四方面军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强渡, 由于无桥无船, 只有淌水过河, “许多女红军战士由于在河中手拉着手, 结果三、五个人同时被冲走……冲出去很远很远还隐约听得到她们的惨叫声”。

  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朱德夫人康克清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 “长征中她不仅背着手枪、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 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体的雄伟, 吃苦的精神, 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 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程序的命令”。 红一方面军女战士“身上的背包、枪支、弹药和粮食, 至少有二十来斤”。

  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女战士“除了要背个人的行李, 还要背营里的物资, 有些干部还得帮供给部背贵重物资。……每人平均背着四五十斤东西”跋山涉水。  女炊事员张桂英, “每天行军, 她都背着一口大铁锅, 加上其他炊事用具, 足有五六十斤重”。她从不掉队。红四方面军军工厂的3台缝纫机为了便于行军携带, 拆开后分给各班, 其中一个机头从过草地开始就由史珍背着, “一直背到走出草地”。红四方面军被服厂女战士苟三春奉命背着一个约2尺见方30多斤重的药品木箱, “只能一步一拔腿地摸索着移动”。 第三次过草地时, 她和一个姓吴的女战士轮换着背一口大铁锅, “有二、三十斤重, 可以供一个一百多号人的连做饭用”。 苟三春等女战士“她们每天都要走六、七十里路, 情况紧张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 几乎每天都要磨破一双草鞋, 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红三十一军医院护士谢元珍长征路上一半时间都抬着担架。在翻山越岭的夜行军中为了防止掉队, “晚上把吃饭的搪瓷碗别在腰间, 放在背后给后面的战友当光源, 即使四周一片漆黑也能看见白得发亮的碗, 这样就不会迷路或掉队”。

  必须指出的是, 当时有些女红军在参军前是裹过小脚的。如能歌善舞的危拱之是个缠脚女子, 在艰难的行军中“身上的背包、枪支、弹药和粮食, 至少有二十来斤”, “一路上, 她没有马, 连马鞍也未沾过, 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程。”  江西瑞金人杨厚珍, 1929年参加革命, 从小裹着小脚。长征中, 她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 血肉模糊的小脚备尝艰辛。她表示, 就是爬, 她也要跟同志们在一起。 就这样, 一双“三寸金莲”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周起义也是一双小脚走完漫漫长征路的。

  女战士迈开双脚, 跋山涉水, 艰难前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同志跟随中央纵队休养连长征以来, 一直是全连的表率。从雩都出发到雪山脚下, 一万多里一直步行。途中遇敌机轰炸, 身上受了伤, 组织上为了照顾她, 给了一副担架, 她不坐;休养连又给她找了一匹老骡子, 青毛都变白了, 她也从不骑, 只是上山时才揪住骡子尾巴”。在长征途中, 女战士“刘英的鞋子走烂了……就满不在乎地打起赤脚来赶路了”,  后来还是靠蔡畅从总政治部物资分配部门搞来一双小布鞋才解决了问题。女战士钟林长征时没鞋子穿, “打着赤脚爬完雪山过完草地, 在夹金山顶上, 积雪足有20厘米深, 一脚踩下去, 又冻又疼又酸又麻……直到走出草地, 她才幸运地捡到一双合脚的草鞋”。  红四方面军李玉兰在翻越党岭雪山时“脚上穿的草鞋烂了, 就光着脚走”。  10岁参加长征的李登玉行军时“光着两只脚板, 一双冻裂口子的脚, 肿的又红又粗, 像发紫的胡萝卜”,  后来是王定国送了她一双草鞋。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员马忆湘等人在翻过雪山, 走进滚烫的石山后, “草鞋早就磨破了, 打着赤脚, 脚上烫起了不少血泡”。

  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以后粮食供应就时断时续了。“走到四川阿坝地区, 大家的粮袋都已经空了, 十多天来都是米汤野菜度日。” ) 过草地时“在草地上没有饭吃, 就把地上草比较嫩的一部分割起来……背在身上。一天就吃两顿”。 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后粮食短缺, 由于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 “连水也喝不上”。  女战士李登玉饿急了, “牲口拉下的粪便里有整粒的玉米, 她也捡起洗净烤着吃”。 值得注意的是,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都与一般战士同甘共苦, 行起军来疾走如飞”。只是在过草地时, “在后河岸边却有个别的女士不得不求援于男人牵着手才敢渡河, 据她们说这是破题儿第一次。然而她们从来不甘落于人后, 仍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巾帼英雄’的气概, 不得不令人钦佩不已”。

  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 身为女性的红军女战士们既要忍受着同男红军相同的苦难, 还要克服自身性别带来的一系列妇女特有问题。所以说伟大的长征成就了一代人, 更见证了中国妇女坚韧不拔、自觉奉献的革命精神。

  由于行军非常紧张, 卫生条件又比较差, 女战士们往往经历了一天艰苦的跋涉后, 来到老乡的草垛或者是野外倒头就睡。时常不洗脸、不洗澡以及不换衣服, 使得女红军战士们身上和衣服里长满了虱子, 浑身上下刺痛难忍。到晚上, 贺子珍总是忙着把身边女战士们的衣物放到废水里面煮, 不一会脸盆里漂起一层白花花的虱子尸体, 十分吓人。女性头发长, 捉虱子成了女红军们烦心的事。红四方面军动员妇女同志们都剃光头, 妇女独立团的女兵们把光亮的脑袋露出时, 那些战士们都哄堂大笑, 喊着“尼姑也来闹革命了!”女战士们为了革命, 为了行军的方便, 舍弃了自己的头发, 她们还乐观地唱道:“妇女独立团真荣光, 头上是个顶光光;浑身上下是泥浆浆, 身上背个破火棒 (指枪) 。” 由于“整天在泥水里泡着, 腿、脚全肿了, 身上长满了虱子。休息时, 男同志解开衣扣捉虱子, 女同志不好意思, 只能拽紧衣袖来回蹭。……在草地里, 连大小便都不方便。人们不敢远离部队, 只好三个人拉着床单围起来, 其他同志轮换着在里边排便”。

  由于外部条件极端恶劣, 月经来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张纸或者一块布, “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 只能用破布条、破草鞋, 甚至用柴灰、干草、干沙子来凑合, 大腿间被磨得红肿出血。不少同志落下了病根”。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陶才桢行军途中来月经, 鲜血顺着腿向下流淌, 浸湿了裤子, 只好“独自跑到水塘边, 悄悄用发黑的污水洗干净”。

  红一方面军30个女红军“由于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 使许多健康的女同志得了妇女病。当时, 绝大多数女同志都闭了经, 有的人被造成了终生不育”。不仅是生育问题, 女战士们的身体也饱受煎熬。由于长征路上风餐露宿, 饥寒交迫, 再加上极度寒冷潮湿的外部环境, 很多女战士都经期紊乱, 得了风湿以及脾胃疾病, 全身机能失调。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在长征途中“一张卫生纸也找不到且不说, 走到后来, 由于累、饿、冻加上风吹雨淋, 绝大部分同志得了妇女病”。甘泗淇和李贞是贺龙总指挥在一次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的模范干部、革命夫妻, 可是这一对夫妻却没有亲生的一儿半女。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李贞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劳累过度、缺乏营养。曾经几次怀孕的她由于习惯性的流产再也不能保胎生育了。后来, 李贞夫妇虽然领养了很多烈士遗孤, 但谈及长征, 她依然是百般惆怅。

  一个女人没有生育孩子是不完整的, 但在长征途中“生不逢时”更会给初为人母的女红军战士带来痛苦。长征中一些女同志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怀孕, 她们拖着沉重的身子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行进。在长征途中的生育经历使她们的身心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几位怀孕的女同志处境特别艰难, 生孩子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根据长征女干部李坚真回忆说:“有位女同志正好在过一条狭窄的小山路时生小孩, 但又不能停下来, 怎么办?结果是边走边生。小孩的头出来后, 我用手托着, 另外两个人搀扶着生小孩的女同志。小孩生出来后, 又没有马骑, 只得血淋淋地跟着队伍走, 情状惨不忍睹。” 不仅没有助产士接生, 连一块像样的小孩尿布都没有, 更谈不上产妇的营养。董必武回忆说:“四个怀孕的女同志, 都是在旅寓中生产的。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 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 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 偶然分得一点羊肉, 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 产后将息了几天, 经过草地, 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这些女战士生下孩子之后, 就忙于随队伍前进, 只好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百姓。赶上周围没有人家, 就只好写个字条和孩子用破布裹在一起, 丢在一个比较安全又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听凭谁拣去。有一天怀孕七个多月的廖似光赶了一百多里路, 腰酸腿软, 肚子阵痛, 实在跑不动了。连长侯政见状, 连忙扶她骑自己的马, 不料“肚子的疼痛使廖似光连马鞭、马叠绳都抓不牢了……廖似光脸色转白, 汗水湿透衣衫, 摇摇晃晃几乎要从马背上晃下来”。邓颖超立即让出担架给廖似光才解了燃眉之急。到宿营地不久, 廖似光怀胎七个多月的婴儿早产了。但由于部队天天行军打仗, 带上婴儿极不方便, 廖似光只好狠心用一条毛巾包好婴儿, 写明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和母子分离的原因, 祈望好心人收养他, 把孩子放在草堆上, 一早跟着队伍出发了。 休养连的曾玉走在半路上要生孩子, 连长、指导员都急得团团转, 女同志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破房子, 把曾玉扶进去, “过了好大一阵子, 孩子生下来了, 大家七拼八凑地弄了一点破布把孩子包起来, 可是产妇一点奶水也没有, 孩子饿得哇哇哭叫”。为了赶路, 曾玉把孩子留在破屋子里, 写了张纸条, 等待好心人收养。 贺子珍生的婴儿送给了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 陈慧清生的婴儿则“躺在叫不出地名的山脚下”。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中写道:“为了使红军队伍不受拖累, 那些有婴儿的妇女, 要么将孩子留给农民, 要么干脆扔掉, 就像处理过多的装备那样, 别无其他选择, 革命利益第一。”

  博古的夫人说:“行军中, 骡马比丈夫好。” 这句话真是俏皮而又十分悲壮。长征途中, 只要是怀孕的母亲都只能“先生后舍”, 刚刚经历孩子出生之喜, 便要经受放弃婴儿之痛。当时女红军们把新出生的婴儿放在出生地, 写上纸条, 放上银元, 希望附近的老乡能够收养。至于那些孩子最后的结局怎样已经不得而知, 唯独留下来悲痛的母亲继续与大部队前行。在长征途中放下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不幸的, 但是她们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在革命利益面前, 她们舍弃了个人情感。

  女红军连队单独承担战斗任务时也有顾忌。无论战斗顺利与否, 都不要大声喧哗, 以免过早被敌人发现她们是女兵, 否则弄清底细的敌人会嚣张起来, 增加夺取战斗胜利的困难。在战斗中她们只能在心中呐喊:“少说话, 多杀敌!”

  在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影响下, 女红军战士们生为女儿身, 也不得不担任历史给予她们的社会角色。上文提到, 贺子珍从年少时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她非常热爱群众工作。但是由于组织调动, 放下熟悉的工作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和毛泽东结婚以后, 贺子珍一直与毛泽东保持言行和思想上的一致, 曾经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的贺部长成为一位默默无闻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等一批中共女干部都有着非凡的军事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 有人认为:“一般过奢侈生活的太太, 与擦脂涂粉的小姐们, 与她们比较起来不知相差若干里数。若果中国的女同胞们都能抛掉她们的奢侈繁华的生活, 而效法红军中的女英雄, 那么在救国战线上, 一定成为不可轻侮的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妇女, 包括红军长征中的女战士们, 一般是在男性启蒙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这就使得她们自身的卓越功勋被丈夫的光芒所掩盖。

  

四、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 既要全力以赴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作斗争, 又要战胜沿途各种严酷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磨难, 如此艰难的行军依然有不少女战士跟随, 可见革命的理想、信念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康克清在经历艰苦征程之后感慨地说:“那时我们的理想只有一个, 消灭敌人, 解放全中国。后来有人问我怎么过的草地?我回答很简单, 有党的领导, 有集体的互相帮助, 有理想, 有决心, 就过来了。”

  参加红军长征的两三千名女战士来自不同的地方, 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 是北上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共同革命目标使她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其中大多数女战士参军前原本是饱受压迫与欺凌的劳动妇女。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将军的李贞, 原名旦娃子, 6岁时就做了邻村古家的童养媳。1926年, 这个18岁的小媳妇毅然冲出古家的家门, 报名参加妇女解放协会, 希望摆脱在古家心酸和耻辱的生活。在填写表格的时候, 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贞”, 表示对革命的坚贞不渝。后来她经人介绍参加了共产党,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坚韧精神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与李贞有着相同经历的女战士还有很多。根据老战士杜文凯的回忆, 她当了6年的童养媳, 每天起早贪黑劳作, 但是婆家仍旧对她百般挑剔, 让她吃不饱、穿不暖, 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就是为了逃出这种悲惨的境地, 她才下定决心参加红军, 投身革命。 出生穷苦农民家庭的刘天佑,  9岁时就父母双亡, 从此无依无靠。1933年红军来到当地, 发动贫农广泛打击土豪、孤立地主, 于是她17岁便参军入伍, 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 从事宣传工作, 后调到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可见, 参军入伍是被压迫妇女们摆脱自己惨痛境遇的有效途径, 红军长征改变了一部分中国妇女的前途与命运, 是她们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长征寄托着她们的希望。

  红军长征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女性, 她们就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她们当中, 亦有比较富裕家庭出身的享受过小姐姑娘生活的人, 亦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到过外国留学的留学生, 并且在十年前曾在社会上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者。”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任过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及中央妇女部的秘书长, 在广东曾有不少人称之为演说家”。被红军战士称为“大姐”的蔡畅, “她是大革命时代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的夫人, 她曾在广东、两湖等地致力过妇女解放运动, 她曾留学法国多年。……法文很好, 又善于唱歌”。  当中国工农红军在遭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之后, 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难的危险时刻, 红军首长以及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夫人们毅然跟随革命队伍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以及社会解放、妇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们中有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曾志、彭儒、胡德兰等。贺子珍生于江西永新一户富足家庭, 父亲贺焕文是安福县县长, 因为替穷人讲了几句好话而被革职, 后被一场官司牵连而遭关押, 贺家由此中落。1926年贺子珍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经担任永新县党部妇女部长, 是永新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她上井冈山, 历任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前委、中央军委秘书。贺子珍参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她坚信中国共产党可以救国救民。她曾经说过:“想到革命, 想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面前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红军长征前夕苏区危在旦夕, 然而远离苏区、走上长征路同样前途未卜, 充满艰险。奉命长征的两三千名女红军战士, 原先大部分身世悲惨, 处境艰难, 具有强烈摆脱现状的革命诉求。但也有家境较好或受过良好教育者。如红四方面军最小的宣传队员王新兰出生于四川宣汉一户富裕人家, 从小受到叔叔王维舟的革命影响与熏陶, 9岁时就跟随姐姐一起参加红军。 又据传教士勃沙特记载, 贺龙红军中有一个“聪慧和深藏不露”的“12岁的红军女战士”, 会读英文报纸与英语会话, 显然是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在长征中她们历尽艰辛, 排除万难, 坚决跟着部队走,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五、小结

 

  在万里长征中, 女红军们是倡导革命思想的宣传队。无论是在行军路上、宿营修整时期或是战前动员方面都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作用。面对受国民党反动思想以及传统旧糟粕束缚的广大百姓, 宣传队员们以她们的亲身经历和生动的戏剧表演在当地群众中展开了风风火火的扩红运动。这既为部队提供了物资补给, 也扩大了革命队伍。女红军又是救死扶伤的卫生队, 她们不怕脏、不嫌累, 处处为伤病员着想。一些原来家境较好的女红军战士也在恶劣的长征环境下不断学会适应, 为伤病员洗伤口、喂饭等日常事务成为她们肩负的重任。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们也是英勇善战的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以及红二方面军的女战士们都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勇敢士气, 她们配合主力部队与国民党军周旋, 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异常艰苦的长征环境中, 红军女战士们表现出团结向上、积极乐观、不怕牺牲的坚韧品质。女红军们走出传统家庭参加长征是对妇女生理、心理的巨大考验。她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勇敢克服女性柔弱的生理特征, 战胜了女性脆弱的心理特征, 克服艰难险阻到达陕北, 本身就是中国妇女运动的辉煌成就。无论是在婚姻家庭、性格特征或是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 她们都堪称新时代的新女性。

  参加长征中绝大部分的女战士代表了中国妇女的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长征胜利的因素之一就是充分发掘了这种资源。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在一切斗争中……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要是没有女子参加, 就做不成气。”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 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在漫漫长征路上, 红军女战士们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她们通过各种军政活动展示了自己的勇敢精神与聪明才智, 给沿途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一角度讲, 她们本身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宣传队、宣言书与播种机, 以自己的行动启迪全中国妇女的新觉醒。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4期,作者邵雍, 浙江慈溪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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